以前，我是不讨厌这些乞讨的，不，应该说，我会同情他们。
世上为何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无家可归，靠别人的施舍才能生存下来？我记得当我这样开始可怜他们的时候，我的同情心就会泛滥一地。你看那个小屁孩，给乞丐施舍仅有的一块钱硬币的时候，还问他够不够。都说人性本善，如果善良可以用度量的话，那么我的天赋树上的善良值，相较于他人，便多加了几点。
现在呢，地铁上我遇到的每个乞丐，都会让我嗤之以鼻。我也在想，我是如何被改变的，我是何时被改变的。
还记得，在高碑店上班的时候，挤早高峰的八通线，上车和下车都是一件麻烦又痛苦的事情。列车一到站，我便用力逃离车厢，然后又被人流，推入地下通道。临近通道出口处，有一老头端坐，拉着二胡。他戴着茶色墨镜，他的上衣和他的头发一样白，虽已入秋，却是一件单薄的长衫。来不及驻足聆听，我继续往前走着，二胡声渐渐稀疏着，直到我走出了地下通道，这二胡就完全被出口处煎饼摊的人群声以及从那条每天早上都会堵的水泄不通的路上传来此起彼伏的鸣笛声给淹没了。终于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又钻进了那条地下通道，与往常不一样的是，隔着人流的我一听到二胡声，就从背包里，掏出了那张绿色的一块钱纸币，在经过那个老头的时候，放进了他那黑色的琴盒里。他说“谢谢”，但并没有停下拉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觉得他拉的《女儿情》好听罢了。
乘坐过北京的地铁的都知道，地铁广播不仅用来报站，它还用来呼吁大家「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然而有一天我第一次从一号线换乘四号线，指示牌下来往的人流被一堵墙分隔开，而那堵墙根下，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很明显并没有工作人员驱赶他。说不上是一种乞讨，来往的人潮涌动，他就坐在他们中间，在大夏天里敞开上衣，手里和眼里只有自己脚边装空塑料瓶的袋子，就好像他并不期望经过的某个人会投下一份同情。
时间再往前，那时刚来北京没多久，和朋友们走在夜里的工体东路。我们在一卖唱的面前驻足停留，那人自弹自唱，音响麦克风一应俱全，在我们听完了后半首李志的《忽然》后，其中一位大学里搞乐队的朋友说：“其实，我挺喜欢这样的，拿着一把吉他四处流浪”，我心想：“你扯淡呢，人家职业卖唱都不一定每天能在这城市吃饱饭，你能比吗？还四处流浪，不怕流落街头吗？太理想了。”
来到这个城市已有 952 天，我也再没有去过工体东路，也很久没在一号线和四号线之间换乘，更别说乘坐八通线去高碑店了。我和他们其实并无二致，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城市讨生活。而地铁上的这些乞丐，其实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这群人选择了一种让我厌恶的方式，他们使用精心的伪装来博取你的同情，他们努力地吸引你的注意力，从而让你忽视真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情和善良的品质随之变得廉价。
后来的某天，我坐在夜里十一点半以后的麦当劳里，遇到了另一群人。这些人有的神情异常，嘴里絮絮叨叨的；有的四处张望，估摸着能否吃上哪一桌剩下的食物；而有的早已蜷缩在角落的座椅上，开始了一天中安静的睡梦。这些人或许曾经挣扎过，但已失去了生存技能，他们没得选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使得麦当劳这样 24 小时营业的场所成了他们夜晚唯一的归宿。
他们的存在并没有改变我的选择，也更没有影响我生活的轨迹。终将有一天，他们会被我遗忘、被其他人遗忘、被自己遗忘，而我，也会像他们一样。
